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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24-06-26 22:00·南方周末
“禁电”后三元里村现状。南方周末实习生蒋泓怡摄
一个多月来，有关城中村禁止电动车停放的讨论一直未休止。
按广州市住建局发布的统计数据，在广州市，约674万常住人口生活在743平方公里的城中村里。这一数字约占这座特大城市常住人口的35.8%，简而言之，大约每三个常住广州的人，就有一人生活在城中村。
位于白云区南侧的三元里是再典型不过的城中村了：它拥有七百多年历史，紧挨着广州商贸中心——火车站商圈。3.7万常住人口只有1.3万属于登记在册的本村人，四百多条狭窄的街巷像蜘丝般交错，近三千栋自建楼“脸贴着脸”。如潮汐一般，白天，住户拥向周边的皮具和服装城、广州火车站、高校，他们多以零工、批发和各类服务业为生。夜里，城中村内的餐厅、菜市场、美容院、台球厅又满足了住户不同的生活需求。
与其说是年集体经济收入超6.3亿元的城中村，不如说它更像一家运营了二十多年的公司：每年拿分红的村民称自己为“股民”，批发客说这里有“中国皮具批发第一城”，外来打工者则把它比作 “梦开始的地方”。
2024年5月11日，三元里经济联社发布通告：自5月16日0时起，电动车、五类车不可再停放于村范围内，满足生活需求的电动车要登记入村；村外划出电动车停放和充电区，村内原先的电动车和五类车也要被转移至村外。这里的电动车主要针对电动自行车。
这个村也由此成为广州首个禁止电动车入村停放的城中村。一方面，保障人口密集处的消防安全需求是迫切的，另一方面，居民出行便利和商户对人流的渴望也是现实的——这构成了城中村“禁电”的敏感处，利益更加多元，矛盾也更加复杂。
三元里“禁电”一个月，它会成为广州城中村治理电动车的样板吗？
巡逻，喇叭，回收生意
广州272个城中村中，三元里村的面积算不上大：它只有0.92平方公里，走完两条主干道抗英大街、群英大街用不了十分钟。即便绕村步行一周，也不过三四公里，满打满算不超一小时。
四十多名网格员把三元里村近三千栋自建楼、超1.5万套房子分成了大小不一的“责任田”。5月以来，网格员每日新增的巡逻任务，是敲开网格内近八百个住户的门，向他们宣传“禁电”通知，同时督促住户不要将电动车的电池带回家充电。
与24小时巡逻同时发生的，是村中主干道、街巷和楼栋出入口都贴满了通知：既有鼓励住户自行把电动车停放到村外的奖励通告，也有电动车如何停放在村外特定区域的示意图，还有媒体的报道截图、联社关于治理电动车的问答……它们层层叠叠，覆盖了村内原先“禁止电动车入户充电”“严禁公共区域通道停放电动车”的通知。
一居民楼入口处贴满“禁电”告示。南方周末记者汪徐秋林摄
村外停放点摆满了电动车，为电动车做入村登记的门岗也在三元里村东南西北8个入口立了起来，门岗处的喇叭循环播放禁止电动车入村的通知，值班人员在拦车。如果有送外卖、送货、维修、接送孩子的需求，则需要在门岗处领取临时通行证，用不同颜色标明民生配送、社会服务、抢修维修等。
还有若干“寻车点”设置在村外的街边、凉棚里。5月16日后，如果有住户需要在村外寻找自己曾经停放在村内的电动车，就会有穿红马甲的工作人员记下这辆车的牌照号、颜色、品牌，在找到电动车后通知车主。
甚至回收二手电动车和废品的生意也活跃起来：不少做回收生意的人徘徊在村口和主干道上，询问是否有人想要转手多余的电动车。“拉走的也有几百台。”一位网格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推动这场电动车整治行动的三元里街道党工委书记肖秀玲和三元里联社党委书记李润能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保障村内安全是规定出台的直接原因。
一个多月来，电动车在村内停放、充电的情况基本被杜绝，但一些疑虑并未休止：一些住户提出，村内公共环境变得整洁，不用再担心电动车横冲直撞，也不用担心锂电池突然起火了；但依然有一些担心的声音，城中村“禁电”给日常生活带来不便，部分商户担心人流量下滑，有可能搬离原先铺面，影响城中村整体收入。
一场大火，一个决定
抗英大街是三元里村最开阔的街道，从道路一侧走到另一侧，大约十三步。这条路连接村内数十条街巷，一层是商户，二层以上为居民楼。早晚高峰，这里人流总是密集。街巷在主干道两侧延伸开来，深处的自建楼多建于2000年前后，房屋管线裸露、互相攀援。
但无论是主干道还是深处的街巷，在一个多月前，总会停满电动车。五十多岁的网格员李赐贤也是三元里村的村民，他在巡逻时计算过，一家至少一台电动车，平时一条10栋楼的街巷，按一栋自建楼6层高、每层一户统计，就会有不下60台车停在街巷公共区域，给日常通行造成很大不便，“两台车并排停，我们就得侧身走”。
5月10日5时许，一台正在充电的电动车在抗英大街上起火，导致25台电动车爆燃，数家商铺受损。
起火点二楼的台球厅老板是这场火灾的亲历者，那天夜场来打台球的客人还未离开，他听见楼下传来呼喊“救火”，便往窗外看了一眼：“楼下几十台电动车冒着黑烟，我不小心吸了两口，接下来一个礼拜嗓子都难受得很。”
当时环卫工人还未上班，村内住户也多在睡梦里。一位住在楼上的住户表示，起火的黑烟不知不觉间从窗户飘进来，直到醒来才发现“鼻孔都被熏黑了”。
实际上，起火点南北两侧约五十米处，就有两个消防救援站，配有灭火器、消防水带、消防栓等常规物资。李润能回忆，这两个消防栓水压太小，水源无法浇灭锂电池蹿起的火苗：“直到用上消防员带来的高压水枪，这场火才被控制住。”一些还没燃烧的锂电池被统一放在一个装满水的大桶里降温，但3个小时后，拿出水桶的锂电池“还在冒烟”，“到了燃点就能烧起来”。
肖秀玲当时在现场，看见周边住户都在议论这场火灾，庆幸这场火“只烧了车，没烧到人”，起火点“在抗英大街，而不是在街巷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6月初，被火烧的店铺正在重新装修。南方周末实习生蒋泓怡摄
5月11日上午，村委只决定将内街内巷的电动车引导到开阔处停放，但在当日下午，街道党工委和三元里联社共同开了一场会议，火灾担忧依然不小，会议便决定不再让电动车进村了。
这并非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
作为城中村住户基本的出行方式，电动车关系着每个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日常生活：“帮人打零工的、做小工程的或者通下水道的，会在车上装一些比较重的设施，都会将车停到楼下。”李润能说。
2023年下半年，三元里村曾有意治理电动车乱停放的问题，网格员除了提醒住户不将电动车停至街巷内、不将锂电池带上楼充电，还在村内安装了成排的充电桩，但抗英大街只能停下1000台左右的电动车，满足不了剩下近5000台车的停放量；加之不少人图方便，或为省下充电费，直接将电瓶拎回家，充电桩使用效率仅为10%。
电动车的特性也让李润能觉得“禁电”难度大于“禁摩”：摩托车有牌照，摩托车主有驾照，“禁摩令”可自上而下推行。但电动车费用低、获得难度小、不需要年检，覆盖人群从小学生到七八十岁老人，即便违章，处罚力度也不大。
根据2023年11月数据，广州全市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数量为420万辆，广州公安局交管部门认为，这已远远超出广州市现有道路通行、停放资源承载能力，也对城市正常交通秩序和管理等产生了极大冲击。
“电动车实在是个头痛的问题，但又有很多收入不高的人群需要它。”肖秀玲解释，“首先我要保证城中村不发生重大人员伤亡和重大安全事故。”
奖励，处罚
“禁电”并非一禁了事，除了影响村民、住户和商户的生活，本村、街道还需要与公安、应急、消防、城管、交通、住建、环卫等不同职能部门协作。
最先要做的是将电动车运至村外，肖秀玲想出的办法是鼓励居民限时自行搬运车辆：先运到村外停放点的，送两个月免费充电；晚一天搬的，送一个月。“就像征地拆迁那样，先签有奖，后签没奖”。
这个办法让最后搬车的行动轻松不少。李赐贤回忆，5月15日夜里，他准备搬运留在村里的电动车时，存量已经不多了。“基本没人妨碍我们工作。我先在楼下看有没有车，如果有就找车主。我们还开了个小广播报电动车车牌号，提醒车主开走。如果还是没人认领，我们才会把车搬走。”
三元里村17个经济社的3名干部和7个联社干部也领了任务：鼓动亲友、租户清车，联社干部每人20台；经济社干部每人15台。那些天，三元里村挪出的电动车近6000辆，其中约5500辆被居民自行挪出，最后需工作人员腾挪的电动车仅为416辆。
李赐贤发现，他的租客和工作的网格中，大部分村民和租客比较支持新规定，但也有小部分人难以融入而搬走。搬走的原因，在他看来是“工作需要”。他举例，汽配行业运输工具和货物，皮具生意租房做仓库，都需要电动车。面对他们的埋怨，李赐贤有时会劝导：“有的人一开始情绪会比较激动，但也会慢慢去接受。这个规定是一把双刃剑。”
除了协调110和12345两条便民热线答疑，三元里还开通了10条由工作人员接听的“找车电话”。接线员接了六七百个咨询电话，来电多与住户找车、咨询“禁电”工作相关，“尽可能降低沟通成本，主动发布信息，把工作做到公开透明。”肖秀玲说。
被工作人员从村里清出来的电动车归置在村北门的一片空地厂房，居民自行挪出来的电动车则就近停放在村外围总长4.5公里的停车线里。
电动车停放在村外，会占用城市公共道路。肖秀玲说，这需要街道出面与其他社区、城管等部门划定停放区域，协调充电桩、充电柜的安装位置，并考虑到道路美观、路面清洁等细节，“不占用盲道，也不能随意停放”。
抗英大街的共享单车投放点。南方周末实习生蒋泓怡摄
这一过程也少不了市场主体的参与。
电动车从三元里撤走的第二天，一批共享自行车就填补了原来电动车的空位，一开始，3家公司投放了216辆共享单车，但发现这一数量明显不能满足出行需求后，投放量增至4000台。
6家充电设备公司也参与了周边充电桩和充电柜的铺设。广州霸天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郭增说，原先在村内铺设的充电桩移到公路边，该公司设置了3300个充电口，“现在它们的使用效率是40%，在行业内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在李润能看来，“禁电”是一种养成的习惯。
值守门岗的工作人员、志愿者都是本村村民，执法时难免抹不开面子。6月1日，门岗开始使用锂电池检测仪限制入村充电。当天，一位工作人员将一位提着锂电池的住户放进村，李润能不得不开除这位工作人员。“建立制度时开过不同层级的会议，反复告知他，他本来也应担起相应义务。”
退租的挑战，升级的机遇
三元里村的收入主要依靠租金：村民从自建房处取得租金，经济社从村内自有门面和住房处得到房租，村集体的物业源自村外的美妆、皮具和汽配商铺。
数位网格员表示，在此处租房的群体大部分是中青年——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从事的工作也五花八门：有做生意的一家子，有在附近读书的学生，有结伴合租的打工仔……相较而言，老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占比较小。
6月25日，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三元里村。一位门岗管理人员说，“禁电”一个多月以来，大部分村住户、商户能自觉遵守电动车出行规则。相比初期，门岗的工作强度有所减小。目前主要工作一是排查私自带电瓶入村，二是核准挂牌电动车资质，监督车辆进村时限。
三元里村一入口处设置了门岗。南方周末实习生蒋泓怡摄
多位住户和商家向南方周末记者反映，他们理解“禁电”是为确保安全，但日常出行也确实受到影响。一位住户说，每天早上送三个孩子上学就不得不提早起床，出村找车。“找到后，（因为有进村时限）还要轮番开进来几次，孩子有时候都会迟到。”
还有一些声音担心这一行动会影响城中村店铺经营收入，甚至引发关店潮。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禁电”一个多月，除买卖电动车及其零配件的商户已搬离“禁电”区，还有个别美发店、药房也贴出转让公告，店主解释因为人流有所下降。6月24日，新快报记者粗略统计，整条抗英大街左右两侧共有180家店铺，其中明显打出“旺铺转让”的为10家，大部分是餐饮店，还有一家服装店。
一家受到火灾影响的奶茶店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6月9日，店面恢复营业后，日营业额少了近一半，“主要是电动车进不来，很多外卖单接不到，外卖员也不一定愿意送，只能靠堂食撑着”。前述台球厅老板说，火灾和“禁电”相继发生，他的生意确实受到影响。但他也提及，“禁电”之前台球厅营业额就有所下滑，或许与经济大环境、天气因素、居民消费能力相关。
肖秀玲提到，2023年后，三元里村出租屋的空置率较疫情年间有所降低，但居民退租、腾挪的情况也不鲜见。三元里街道提供的资料表明，2024年5月以来，退租现象多涉及依赖电动车营生的群体，如废品回收人员选择在村内迁移，以寻找更靠近电动车停放点的新住处。5月16日至6月13日，三元里村流动人员新登记与注销之间的数量总体平衡，短期人口波动属正常范围，受季节性变化、短期政策调整等多因素影响。
2024年3月，三元里经济联社曾向村民发了一封公开信，提到将进行改造意愿征询，希望推进三元里村全面改造，让这一片区朝着时尚、文化和国际商贸平台的方向发展。肖秀玲透露，目前村里已完成旧改意愿征询，村民改造同意率超过政策要求的2/3。
“‘禁电’不是为了搞旧改而做的。”但她也希望，这一措施能借机推动三元里村的产业和面貌提档升级：住户退租的话，可以吸引附近的大学生前来租房；在抗英大街引进如咖啡、文创等这类店面，甚至随着整个片区升级，让它更像北京秀水街一样“与国际更紧密地接轨”。
“但在推进旧城改造前，无论如何要确保安全。”肖秀玲说。
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 南方周末实习生 蒋泓怡
责编 何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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