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诞辰三百年|苏珊·奈曼:为什么这个世界仍需要伊曼纽尔·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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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4年4月22日 预览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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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24-04-22 11:15·澎湃新闻

苏珊·奈曼(Susan Neiman),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受业于罗尔斯,先后在耶鲁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任哲学教授,现居德国,系波茨坦爱因斯坦论坛(Einstein Forum)负责人,2014年斯宾诺莎奖获得者。奈曼的写作主题涉及启蒙运动、道德哲学、形而上学、当代政治,著有《文火:柏林犹太笔记》(Slow Fire: Jewish Notes from Berlin, 1992, 2010)、《理性的统一:重读康德》(The Unity of Reason: Rereading Kant, 1994)、《现代思想中的恶:另类哲学史》(Evil in Modern Thought: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002)、《道德明确性:成年观念论者指南》(Moral Clarity: A Guide for Grownup Idealists, 2008)、《为什么长大?幼稚时代的颠覆性思想》(Why Grow Up? Subversive Thoughts for an Infantile Age, 2016)、《向德国人学习:种族与恶的记忆》(Learning from the Germans: Race and the Memory of Evil, 2019)、《左翼不等于觉醒》(Left Is Not Woke, 2023)等。

我1982年到柏林时,正在写关于康德理性概念的博士论文。当我得知租住的公寓就在康德大街(Kantstrasse)附近,心里别提有多兴奋了,尽管当时我沮丧地想知道:为什么我刚刚离开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没有詹姆斯街——不管是用来纪念亨利还是威廉?为什么没有纪念爱默生或艾略特(译者注:指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的街道?难道美国人就像自命不凡的欧洲人认为的那样对文化漠不关心?没过多久,我便习以为常地走在康德大街上,并在莱布尼茨街右转。

德国就像别的欧洲国家一样,有个现象让人印象深刻:它会拨出一整年来纪念自己的文化英雄。本世纪已经有了爱因斯坦年(2005)、贝多芬年(2020)、路德年(2017)、马克思年(2018),每个都是为了纪念某位英雄诞生或逝世的整数周年。不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慷慨解囊,赞助纪念这些思想家以及讨论其当代意义的活动。

伊曼纽尔·康德(1724.4.22-1804.2.12)

2024年4月22日是伊曼纽尔·康德诞辰三百周年。早在几年前,康德曾经隶属的柏林科学院就组织了一次会议,开始筹备他的三百周年纪念活动。随后召开的第二次会议发表了记录报告,但当我敦促同事们借此机会针对更广泛的受众增设活动时,我得到的回应是茫然与沉默。哲学教授通常不擅长吸引更广泛的受众,但与其他文化机构交谈后我们意识到,康德的情况尤其棘手。

就像一位博物馆馆长说的,让人感到不安的不仅仅是庆祝“又一个已死白人男性”的周年。更大的问题在于,时代精神变了。对于2019年的那次会议的报告,“伊曼纽尔·康德:一位欧洲思想家”真是个很好的标题,其时,英国脱欧似乎使德国人支持的欧洲统一理想变得岌岌可危。仅仅几年后,“欧洲人”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在启蒙运动常被揶揄为旨在支持殖民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运动的时代,谁还会心安理得地为其最伟大的思想家举办为期一年的生日派对?

尽管如此,今年的庆典仍会在4月22日正式开始,届时德国总理朔尔茨将发表演讲,并举办自1805年以来每年在这位哲学家生日都会办的纪念午宴。庆典开始前两天,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会在总统府为一场展览揭幕,展出的是康德关于和平的著作。

德国将于4月22日举办纪念康德诞辰三百周年庆典

今年年初,四家德国知名杂志推出了康德特辑。一部关于康德的电视电影在3月1日首播,还有一部正在制作中。在波恩、吕讷堡、波茨坦、柏林,分别会办四场关于康德和启蒙运动的展览。会议将不计其数,其中包括一场由柏林的阿拉伯文化之家“会议厅”(Divan)组织的会议。

但为什么要庆祝康德年呢?

这位哲学家偶然为之的自传式言论提供了一条回答这个问题的线索。作为马鞍匠的儿子,康德自己本也会过上工人的生活,但一位牧师建议,这个聪明的小伙子应该接受更高的教育。他开始热爱自己的学业,并“鄙视那些一无所知的普通人”,直到“卢梭纠正了我”,他写道。康德拒绝了早期的精英主义,宣称他的哲学将恢复人类的权利——否则它们将比普通劳动者的工作更无用。

确实很有胆色。如果你随便读一页他的文字,就会更加惊讶于上述说法。你可能会问,人权究竟是如何与证明我们需要用“原因”“实体”这样的范畴进行思考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问题很少被提出来,康德的自传式言论也通常被忽视,因为传统的康德解读都集中在他的认识论,也就是知识理论上。

据说,在康德之前,哲学家分为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他们关注知识的来源。知识来自我们的感官,还是来自我们的理性?我们能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吗?我们被告知,通过表明知识需要感官体验和理性,康德驳斥了怀疑论者关于我们永远不知道事物是否存在的担忧。

所有这些都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认为康德比罗伯斯庇尔更具无情的革命性。这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康德自己说,只有书呆子才会关心这种怀疑论。普通人不会为桌子、椅子或台球的实在性而发愁。但他们确实会想知道自由和正义这样的理念是否只是幻想。康德的主要目标是证明它们不是。

人们常常忽略这一点,因为康德既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一位糟糕的作家。当他证明完普通经验对象的存在,正准备展示它们与理性观念有何不同时,一个学期已经快结束了。然而冗长并不是他的著作经常被曲解的唯一原因。想想一篇差评的威力吧。

如果康德在五十七岁生日前去世,他将会因为一些短小的早期文本而被部分学者记住。1770年,他放弃了这些文章的写作,着手构思和撰写他伟大的《纯粹理性批判》。在经历了学者们称为“沉默的十年”后,康德在六个月内完成了这部著作,并最终在1781年将其付梓。在书出版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康德一直在等待回应。终于,回应出现了,却是一篇指控他是贝克莱主义的(Berkeleyan)唯我论者的恶毒诋毁:该文诽谤他否认日常对象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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